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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李煒光:中國要成為“稅率洼地”,才能爭奪人才和資金

    李煒光:中國要成為“稅率洼地”,才能爭奪人才和資金

   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:原子智庫(ID: AtomThinkTank)。頭圖來自:東方IC。


    編者按:


    稅收是經濟話題的長期熱點。近幾年,關于宏觀稅負的討論一直很熱烈,圍繞“減稅”目標的稅制改革也在推進。中國宏觀稅負處于何種水平,企業和個人該如何減稅,這些總能引起熱烈的討論。


    最近,原子智庫獨家專訪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,談中國的稅收。關于“營改增”反映出的稅痛問題,李煒光解釋了其中原理。他認為,流轉稅將是稅改的方向,隨著中國稅制的規范化,減稅應當成為常態。


    以下為李煒光接受采訪的關鍵內容。


    1、我國宏觀稅負應該在35%到37%之間,相對來說是比較重的。


    2、流轉稅直接取自于市場,每征一筆稅都在影響企業,對高科技企業很不利。


    3、增值稅是現代工業的產物,長鏈條、多環節,層層抵扣,對發票管理要求很高。


    4、營改增過程中,不能取得充分進項發票的企業,稅費都會加重。


    5、定個稅起征點要把地區差異考慮進來,最好還要和通脹率掛鉤。


    中國宏觀稅負偏高,稅收增長不宜過快


    原子智庫:感謝李老師接受我們的訪談。“宏觀稅負”是近幾年大家談的較多的話題。李老師怎么看待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。


    李煒光:宏觀稅負是一個中國概念。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有這樣的說法,大家一般用tax burden(稅收負擔)這樣的名詞,在微觀層面對企業和家庭進行測算。世界銀行每年會發布一百多個國家的總稅率,中國名列其中,處于較高稅負國家的一組。


    中國宏觀稅負的具體數字,稅收學界有大口徑、中口徑、小口徑的說法。小口徑就是稅收收入跟GDP相比,中口徑是政府收入跟GDP相比,大口徑是政府全部收入(也就是國家收入)和GDP相比。


    按大口徑來算的話,我國的宏觀稅負應該在35%到37%之間,相對來說是比較重的。降低宏觀稅負是2016年中央政治局做出的決議,最高決策層做出這樣的決議,應該是第一次。這也證明我國的宏觀稅負確實已經偏高。


    原子智庫:過去多年中國稅負不斷增加,主要的原因在哪里?


    李煒光:中國現在的稅種有18個,和過去相比沒有增加,反倒有所減少,問題不是出在稅種的設置。中國的稅收以流轉稅為主體,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增值稅,過去還有營業稅。中國經濟規模在做大,稅收自然會增加。除了絕對數量增加,還有比例的上漲。


    財政學里有個瓦格納定律,傳統落后的國家向開放現代的國家轉型,財政支出上升是正常的現象。現在的中國和二十年前已經不是一個概念,支出必然增加。此外政府職能增加有時不完全和經濟同步,會出現政府管事太多,職能部門增加過快、過大的情況,這也是經濟轉型國家面臨的困境。


    增值稅設計嚴密,“營改增”可能增稅


    原子智庫:在稅負體系里,你認為最應重視的部分是哪里,具體是哪些問題?


    李煒光:中國的稅制結構以流轉稅為主。流轉稅的特點是,它跟市場關系太密切。流轉稅直接取自于市場,每征一筆稅都在影響企業,影響市場。打個比方說,一些高科技、數字類、高智能企業,前期研發投入非常大,可能根本就不賺錢,這時你向它征稅,不利于企業發展。再比如說增值稅有一項,成本可以抵扣,人工成本不能抵扣。


    高科技企業恰恰人工成本很高,設計師、程序員,和工程師的工資很高,人力成本在企業中能占到百分之六七十,可偏偏它不能抵扣。對于這種企業,增值稅會顯得稅負偏重,不利于技術創新型企業發展。


    原子智庫:過去幾年中國推行了“營改增”的稅制改革。您如何評價這項改革?


    李煒光:增值稅是對商品流轉過程中的增值部分征稅。企業只承擔增值部分的稅收,剩下都可以轉嫁出去。通過進項發票和銷項發票相抵,大部分稅負轉嫁出去。從稅制設計來說,增值稅比營業稅的設計更中性一些。營業稅是全額,通過營業額乘以稅率,直接就征收,稅負容易偏重,還會有重復征稅的問題。因此,營改增的轉型方向應該是對的。


    但是,增值稅的設計是有抵扣制,這就帶來一個問題,征稅過程必須非常嚴格。以前的營業稅是地方稅,地方政府可以跟企業有妥協或默契,一些地方甚至實行包稅性質的征收。


    增值稅出現以后就不行了。增值稅是現代工業的產物,長鏈條、多環節,層層抵扣,各環節不能出問題。鏈條一斷,稅收鏈條就斷,會影響收入來源。因此,增值稅對發票的管理要求很高。


    這么講究的一個稅制,再搞粗放的管理,就行不通。國家稅務總局通過金稅二期、金稅三期工程,都加強了發票管理的問題。原來的那套游戲規則全破壞了。


    原來有些企業家跟地方政府關系好,地方政府征稅時放一馬;企業搞兩本賬,進貨、出貨做點手腳,一些征稅就不會征收。金稅三期工程一推出,所有漏洞都有了,這就帶來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,企業規規矩矩的納稅,實際的稅負就加重了。嚴加稅收征管,很多時候確實會增加企業稅負。


    原子智庫:哪些行業受到的影響最大?


    李煒光:建筑、餐飲和酒店等行業,很多項目事實上也沒發票。比如說,建筑類企業的灰沙石料這種東西,都是從包工頭那里進項,這就很難取得增值稅發票。金融行業、保險行業也有很多沒有發票的項目。不能取得充分進項發票的企業,稅費都會加重。我們去調研營改增改革的時候就知道,有些行業的企業覺得營改增確實有減稅,有些企業覺得稅負在加重。


    原子智庫:您認為“營改增”的轉型方向是對的,“營改增”客觀上卻帶來征稅從嚴,會加重很多企業的負擔。那么出路在哪里?


    李煒光:因此,要降低增值稅的稅率。原來17%的稅率,在世界來看都是偏高的。當時定這個稅率的原因是什么呢?當時征管水平低下,考慮到有逃稅漏稅,于是制定高一點的稅率,好能保證國家的收入來源。


    現在已經嚴加征管,就沒必要征這么高的稅率了。所以,第一步應該把增值稅的稅率降下來。中國現在增值稅率分6%、11%、16%三階,這不符合增值稅的基本精神。未來中國的增值稅應當逐漸過度到兩檔,甚至是一檔。


    原子智庫:增值稅稅率應該降到多少才是合適?


    李煒光:現在的16%實在是偏高,我個人比較傾向于10%、11%。當然,這不一定能做到,或者不能一下就做到,它可以逐漸過渡。重要的是要有大方向,從多種稅率過渡到單一稅率,較輕的稅率。


    另外,我認為企業所得稅也過高。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是25個點,比美國重一些,英國是20,未來幾年之內將達到17%,世界各個經濟體都在減稅,重點都放在所得稅。以流轉稅為主的國家,稅負也在往下減。


    這幾年美國就在談減稅,減稅已是世界性的趨勢。中國一定不要堅持高稅率的政策。固守高的稅率,就沒法跟國外競爭。中國的稅率要貼近于其他主要經濟體,最好形成稅率洼地,人才和資金才會往低處跑,否則中國自己的外資企業和本土企業也會往外跑。


    個稅邊際稅率太高,起征點要因地制宜


    原子智庫:去年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經歷了比較大的修改。一個顯著的變化是,個稅開始朝綜合所得稅的方向發展。


    李煒光:個稅原來實行11個稅目的分類所得稅制,這種稅制設計不是很嚴謹,后來逐漸向綜合所得稅制過渡,進展緩慢。直到去年,個人所得稅的修法才有較大的改觀,增加6項扣除,稅率有所調整,并向綜合所得稅靠攏。


    當然,現在還有一種說法,中國的個人所得稅能否不向綜合所得稅制變化?為什么呢?綜合所得稅制,需要把所有收入來源歸并到一塊,一項一項扣除,這樣的計算比較復雜。


    每年的4月份是美國納稅申報月,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,美國人自己都搞不清楚,有時候還要雇傭會計師算,實際上也加大了成本。因此現在有一種建議,把資本性所得和勞動性所得分開,分成兩大類,這叫雙重個人所得稅。此外,個人所得稅的級差應進一步減少,邊際稅率應該減低。


    原子智庫:邊際稅率是個稅部分里的“富人稅”,爭議一直都很大。你認為該怎么改?


    李煒光:現在我們的邊際稅率45%,為什么設置那么高的稅率?還是怕富人們太富。其實,這只讓富人有強烈的不交稅意愿。邊際稅率達到45%,只減一個無足輕重的扣除,仍然構成沉重負擔,很多富人干脆不交稅。


    我們去調研發現,有的企業家說,我已經十年沒交個人所得稅了。他是一個著名的投資家,收入肯定很多,但是他可以通過一些方式,做到不交個人所得稅。這里面就存在違規的風險,企業家把自己放在潛在罪犯的位置,一點保障都沒有。


    因此,我們希望把邊際稅率降下來。降到多少呢?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稅率不過35%,我們要從45%降到35%,因為世界上還有很多國家更低。過高的邊際稅率有“劫富”的思維,而富人恰恰可能是投資家。


    保護富人,保護企業家,其實保護我們這個國家投資和創新的來源。現在有一個觀念上的問題,要讓中產家庭稅負減輕,其實也要大膽讓富人的稅負合理化。過重的稅收不利于中國的投資和創新。


    原子智庫:最后談讀者非常關心的一個話題:個稅起征點。個稅起征點經過幾次調整,似乎每一次調整都是在呼吁許久之后。很多人說,個稅起征點可以和通脹率掛鉤。


    李煒光:個稅起征點的變化非常緩慢,從一開始月收入800元到1600元,后來是3500,現在提升到5000元。如果在北京生活,這筆錢要租房子和吃飯,可能日子都過不下來。如果是中西部地區,可能就過得不錯。未來中國的稅制必須破除集權思維,要把地區的差異考慮進來。至少省級人大或政府要有這樣的權限,根據本地物價指數,通脹率這些指標,測算本地經濟水平,進而計算起征點,這樣也許公平一些。


    至于將個稅起征點和通脹指數掛鉤的提議,此前有人建議了很多年,沒什么進展。我認為這種改革方向是正確的。英國個人所得稅就是和通脹率掛鉤,美國也有掛鉤。中國的稅制設計實行一刀切,這和國家的體制有很大關系。


    原子智庫:最后一個問題,李老師眼中理想適當的稅制,應該是什么樣,能否簡單描述?


    李煒光:簡單描述,好的稅制應該是中性的,對企業投資和創新,居民的生活都不會產生大的實質性負擔。


    西方人說,人生只有兩件大事不可避免,那就是死亡和稅收。稅肯定要交,但應當建立普遍的輕稅體制。將來中國不管以流轉稅為主,還是以所得稅為主體,還是雙主體,都要把這點放在首要位置。最近幾年大家都在談稅負過重的問題,每年都在大力減稅,可是兩年后卻發現稅負更重,長此以往,經濟很容易出問題。


   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:原子智庫(ID: AtomThinkTank),作者:李煒光。頭圖來自:東方IC。

    *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,不代表虎嗅網立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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