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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反英雄的《江湖兒女》

    反英雄的《江湖兒女》

    來源:一點兒烏干菜(ID:NarratorZhang)  

    作者:章程


    百感交集的人世

     

    昆明的詩人于堅有一首詩叫《尚義街六號》:“恩恩怨怨,吵吵嚷嚷/大家終于走散/剩下一片空地板/像一張空唱片/再也不響。”

     

    《江湖兒女》結尾監視器的定格鏡頭,就是詩里的這種情緒,塵世如潮,江湖不再。看完電影,走出影院,外面下開了淅淅瀝瀝的雨,如裂縫爬上破碎的碗,在街道上織成一片網。電影中巧巧在奉節見到郭斌時的雨也是這樣,細細密密,不辨牛馬。江湖上的世界,總該來點雨,才宜走入霏霏,才宜刀劍入鞘。

     

    電影《江湖兒女》


    我在《賈樟柯:汾陽人眼里的外星人》中寫過賈樟柯,那個在汾陽城里成長時困頓又渴望逃離的他,和千千萬萬的苦悶青年一樣“自我矛盾,惶惑彷徨,想擺脫自身與周遭的局限,卻又隨時想放棄與庸碌的對抗,安逸于平凡的泥淖,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。”

     

    毫無疑問,賈樟柯依然把《江湖兒女》的故事背景放在故鄉山西,趙濤飾演的巧巧與廖凡飾演的郭斌,與《任逍遙》中兩個主角同名。但在《江湖兒女》里,賈樟柯把他們放到了更恢弘的時間和空間視野下,而不僅僅只局限于當年的山西大同。


    賈樟柯的鄉愁帶著距離感。他不避諱故鄉被現代化的進程瓦解和破壞的現實。影片開頭,有一個全景鏡頭,大同古城早已七零八落,經濟上摧枯拉朽式地躍進,帶來了古城傳統與現代的截然并峙,也帶來了人際關系和道德倫理的逐漸崩壞。

     

    可是賈樟柯在這衰敗中找尋著詩意。這種詩意是殘酷的。在他鏡頭語言的敘述里,故鄉開始重新被辨識,被感知。如同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縣,莫言的高密,賈樟柯用電影語言重構了自己的故鄉,帶著惶惑與諒解。

     

    《江湖兒女》中的眾生相,孤苦多于悲憤,如同奔命于風雪的山道上的林沖。有的沒能逃出去,在所謂義氣里畫地為牢,有的成功逃了出去,在澳門開了賭場,開著耀武揚威的賓利,有的逃出去又回來了,如巧巧和郭斌。

     

    可是,就算逃出了江湖,又哪能逃得出這百感交集的人世。王國維有詞:“偶開天眼覬紅塵,可憐身是眼中人。

     

    我不知道結尾郭斌離去時,是否會想起那夜奉節的雨,燈光在雨夜中漾開,地面澄明透亮。當該有這樣一場滂滂沱沱的雨,像洗鹽一樣洗去世間的悔恨和貪婪,人內心的鹽變得晶瑩純白后,才能咂摸出這大地孤獨的咸味。


    電影《江湖兒女》


    賈樟柯的江湖

     

    《江湖兒女》中的郭斌是山西本土黑幫的頭目。不同于傳統的黑幫電影,賈樟柯無意把郭斌塑造成英雄,雖然他起于草莽,有膽識又重義氣。

     

    電影中有一幕觀看港片的場面,黑幫眾人分次坐定,穿黑西裝,全場肅穆,仿若某種儀式,但更像是對某種悄然流失的傳統的悼念,因為三哥的死,給這個黑幫團體帶來了不小波瀾。所謂的江湖的輩分,被小年輕視如敝屣,后生想出頭,就敢冒大不韙。


    我很喜歡電影中的一段:

     

    郭斌和巧巧走到荒野,遠處是火山。郭斌慨嘆:“這鬼地方,成為炮灰也沒人知道。”巧巧說:“你有槍還怕別人把你滅了。”郭斌說:“有槍的才死的快。”巧巧奉勸他把槍扔了:“壞人不來找你,警察先來找你了。”郭斌不屑:“咱們這種人,遲早會被干掉。”巧巧問:“咱們是哪種人?”郭斌回道:“江湖上的人。”巧巧道:“我不是江湖上的人。”郭斌旋即把槍遞給巧巧,巧巧接過,握在手上。郭斌對她說:“現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了。”巧巧滿不在乎:“我看你是錄像看對了,哪有什么江湖,又不是解放前,舊社會。”郭斌思忖道: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

     

    電影《江湖兒女》


    賈樟柯的江湖不是傳奇式的,它是日常的,生活化的,是人情世道。仿佛就是人們在一來二往的聊天、打牌,有爭端和矛盾了,就在關二爺面前解決掉。

     

    三哥在臨終前找過郭斌說:“你看《動物世界》里的獅子,老虎,螞蟻,吃喝斗都跟人一樣。”但人遠比動物復雜,矛盾,虛偽,貪婪,欺騙,幻想,疑惑,簡單,善變,都是人。人性的復雜讓社會錯綜復雜,危機四伏,而江湖就是在處理這個社會的關系。江湖是灰色的,在法律之外,但有秩序,有規矩,有約束。

     

    郭斌和巧巧的入獄,是兩個時空的分水嶺。前一個時空的情深意重,在后一個時空落得一文不值。在資本和利益的掣肘下,整個社會呈現出分裂的圖景,江湖也逐漸式微。郭斌出獄后,沒有一個兄弟來接他,他曾經的馬仔開上了豪車,早已替代了他的風光。

     


    他的出走,與其說是爭一口氣,毋寧說是在逃避。后來,在奉節,他對巧巧說:“我不是江湖上的人。”巧巧說:“我現在是跑江湖的人,一路跑過來看你。”他的那個江湖,大廈已傾,分崩離析。而她,情義猶在。

     

    巧巧回了大同,開了麻將館。而郭斌,喝酒導致腦出血,下身癱瘓,坐上了輪椅。他倆在云中站相遇。可是歸來并不見得便是完滿。郭斌因為年輕人上菜不懂得先上主食的規矩而發脾氣,年輕人不甘示弱地回敬道:“就這球勢。”


    郭斌開始變得軟弱,身體漸至衰老,佝僂勞嗽,涕淚涎沫,再怎么看也不會是一個英雄,權力和金錢也如夢幻泡影般隨之而去。要是說早年的郭斌還有江湖豪氣,那么回到大同的他已然淪為命運的囚徒。他殘存的尊嚴,虛妄又僥幸。

     

    而巧巧卻是從軟弱蛻變出堅韌。她也不是英雄,她在灰色地帶快意恩仇,固守著江湖的斷壁殘垣。

     

    在影片末尾,她推著郭斌出門。郭斌問她:“你恨不恨我?”她說:“對你無情了,也就不恨了。”郭斌問:“無情了,那你干甚收留我?”她哽咽道:“江湖上不就是講個義字,你已經不是江湖上的人了,你不懂。”

     

    賈樟柯的江湖,注定不是一個英雄的江湖。他們在命運里顛簸流離,從江湖出走,或相忘,或泯恩仇。他們在黑暗的掩護下,落荒而逃,如《天注定》中的大海和三兒。他們孤獨堅毅,奮力抵抗命運,可是在外人看來,他們的身影煢煢孑立,落魄如喪家之犬。


    《江湖兒女》是一個逝去的時代的挽歌。


    電影《江湖兒女》

    汾陽來的人


    賈樟柯反英雄的話語體系由來已久,從《小武》開始,賈樟柯對于塑造某種英雄似乎并無多大興趣。他的鏡頭永遠對準處在社會邊緣的青年,《站臺》《任逍遙》中的青年茫然,焦慮,失落,他們在時代的罅隙里百無聊賴,無所事事。

     

    賈樟柯了解他們,因為他就從他們中來。他出生在山西汾陽,父親原來在縣城工作,因為出身問題被下放到老家,當了語文老師。母親是售貨員。

     

    電影《小武》


    他在學校時讀書很差,結識過一幫小混混。他一直在這種農業社會的背景里長大,但這并不是他急于擺脫的包袱,相反的,他從底層的普通人身上接觸到一種深藏在中國民間的文化淵源,《江湖兒女》就是這種文化中有關道義的那部分。

     

    賈樟柯第一次高考落榜,之后跑到太原謀生計,他和幾個畫畫的朋友住在太原南郊的許西村,給別人家畫影壁,給飯店畫招牌,沒有太大理想,也不想出人頭地。因為沒有城市戶口,他們會三更半夜被人叫起來接收盤查。貧賤生活里尊嚴的缺席,使他意識到不得不努力改變命運。

     

    陳凱歌的《黃土地》,讓他迷戀上了電影。而侯孝賢的《風柜里來的人》,讓賈樟柯這個汾陽來的人,告別了宏大敘事和英雄主義的話語,他認識到可以用鏡頭去凝視人性,不必回避丑陋,臟亂和孤獨。

     

    電影《三峽好人》


    賈樟柯確實這樣做了。民間生活里充斥著的流行樂,卡拉OK,一直被他以一種文獻式的方式記錄著。《江湖兒女》中的《有多少愛可以重來》,《三峽好人》中的《酒干倘賣無》,被光著臂膀的年輕人用一種近乎「喊麥」的方式傳遞出來,大汗淋漓,以無用的憤怒,宣泄著被壓抑的荷爾蒙。這種場面或許光怪陸離,但卻是整個社會情緒的反映,它是消費主義沖擊下底層的現實。


    賈樟柯的影像風格一直是粗糲且直白,到了《江湖兒女》已經越來越精致化。但是我們依然能從精致中尋覓到他早年的影子。他以長江流域的遷徙重新嫁接了個人電影創作里的過去和現在。

     

    當電影的鏡頭轉向巧巧在輪渡上眺望著遠山的時候,仿佛看到賈樟柯對自我作品的描摹,影像語言像極了《三峽好人》。輪渡上的廣播在提醒乘客三峽水庫即將蓄水一百五十六米,最終到達一百七十五米,第四批移民即將進行遷徙,有一部分美景將成為水下遺跡。


    三峽工程,讓這個民族停留在某種好大喜功的虛幻里,只有真的深入到長江流域,才會發現社會是固化的。賈樟柯說:“社會其實沒有那么大的流動,大家就是從一個艱難的生活流動到另一個艱難的生活。”他冷靜又審慎,保持著對社會若即若離的觀察。

     

    我們生活在英雄尚未拯救的那部分世界,唯有反求諸己,唯有不規避不浪漫的現實,唯有直面這日頭底下無聊躁動著的生活,方能完成日常生活里的自我救贖,以一寸一寸的影像,或一個一個字,來救出自己。


    這是賈樟柯電影帶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經驗。


    純凈的灰燼


    《江湖兒女》是一個關于漂泊的故事,從山西大同,到湖北奉節,再到新疆克拉瑪依,比《山河故人》的野心更大。主角在自我放逐中重新審視人生。他們像是神話里的尤利西斯,漂泊不定,不甘于被命運束縛。

     

    人大多數時候的痛苦在于意識不到自己的局限,以為在別處,就可以輕易地把此時此地的痛楚抹掉。殊不知,每一個人身上都拖帶著一個世界,他仍然不停地回到身上所拖帶的那個世界里去。

     

    《站臺》里的年輕人渴望出外漂泊,對于在縣城里的他們而言,鐵路意味著遠方。賈樟柯在《世界》里展現了一種遠方的生活,并不是《站臺》里面的人們所向往的那樣。

     

    電影《江湖兒女》


    巧巧對郭斌說:“跟我回吧。”郭斌說:“要回去,也不是這樣回去。”巧巧道:“有人有錢你才會回。”郭斌說:“我要讓他們知道,什么是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,用不了三十年。”巧巧道:“那我自己回。”


    她在從奉節至武漢的汽車上,遇到徐崢飾演的侃爺。她最終沒能同他去新疆的克拉瑪依,她在深夜中途下了車。那一晚,在戈壁,她看到了飛碟。飛碟微弱的光芒下,這個在戈壁灘上孑然一身的人,仿佛不再那么孤獨了。

     

    重新回到大同的巧巧,也許參悟了生活本相:漂泊并不能改變什么,重新面對不敢正視的現實,才需要最大的勇氣。巧巧和郭斌在大同火車站相遇,那一刻,他們是歸來的尤利西斯。巧巧的堅定,最終超越了郭斌。


    《江湖兒女》的英文名叫“Ash is Purest White”。影片中有一句臺詞:“火山灰是最干凈的吧,經過高溫,燃燒。”灰燼是人生的某種隱喻,在沒有塵埃落定的那一刻,漂泊始終是宿命。

     

    灰燼也終將會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以一種更廣袤的視野來觀人世,生老病死的悲慟太過渺小。可是,在消失之前,我們甘愿在高溫燃燒里變得純凈,被塵世蒸餾出的痛苦和歡樂,是我們生活過的痕跡和見證。

     

    涼薄世間,我們終將是時間的灰燼。


    歡迎閱讀我的另一篇寫賈樟柯的文章:《賈樟柯:汾陽人眼里的外星人》。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:一點兒烏干菜(ID:NarratorZhang)。作者:章程,野生建筑師,青年寫作者。豆瓣號:夜第七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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